《古文观止》第221篇：《徐文长传》资料汇编

目录

01陈平原：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

02魏中林：“三奇”才子徐文长

03樊树志：徐渭的幕僚生涯

04《徐文长传》原文及注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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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陈平原

袁宏道的《徐文长传》，这是一篇名文，很有特色，长短互见。此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，第一就是那戏剧化的开篇：

余一夕坐陶太史楼，随意抽架上书，得《阙编》诗一帙，恶楮毛书，烟煤败黑，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，读未数首，不觉惊跃，急呼周望：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，今邪古邪？”周望曰：“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。”两人跃起，灯影下读复叫，叫复读，僮仆睡者皆惊起。

这么奇妙的诗文，到底是谁写的？我袁宏道活在人世三十年，怎么居然不知道天底下还有这般奇人！一问，原来是徐文长。于是，“两人跃起，灯影下读复叫，叫复读”。用这样夸张的语调，来渲染大才子徐渭的不世出，可谓先声夺人。可这是正儿八经给人家立传，竟用如此小说笔法，明显不同于史家著述，的确是文人文章。

对于徐渭这样不世出的奇才，任何世俗的功名都是无所谓的，因此，没必要胶着于科考成绩或仕宦经历。于是，袁宏道直接进入徐渭的诗文风格，这段描述，十分精彩：

徐渭(1521—1593)，初字文清，改字文长，号天池山人、青藤道士，山阴（今浙江绍兴）人。除诗文外，擅杂剧，长书画，多才多艺，著作有《徐文长全集》《徐文长佚稿》《南词叙录》《四声猿》等。天才超逸、狂放不羁的徐文长，其写意画健笔纵横，水墨淋漓。不难想象，撰写小品文时，自是不拘格套。对于前后七子之提倡复古，文长大不以为然。“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”，故为诗为文，均亦歌亦哭、如嗔如笑，“一扫近代芜秽之习”，对公安派的崛起大有引领之功（参见袁宏道《徐文长传》）。

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。虽其体格时有卑者，然匠心独出，有王者气，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。

读到这里，你很难不拍案叫绝。说别人的诗文如何新鲜，用“如种出土”来描述，亏他想得出来！袁宏道真会写文章，他有很多对人对文的描述，都是用比喻，很生动，也很独特。有一点，他很少用现成的语汇，而是随意组合，别出心裁。会写文章的人都懂得，少用成语，尤其是四字句的成语，这是保证文章新鲜的诀窍。成语是什么？那就是大家都熟悉的，你我都知晓的，谁都能脱口而出的表达方式，这样的东西用多了，文章必定显得浮滥。“如嗔如笑”，那没什么，很一般；“如水鸣峡”，这就有点意思了；到了“如种出土”，奇峰突起，妙极了。说徐渭的诗文特别新鲜，就好像种子突然从地下冒出来那样；至于“如寡妇之夜哭”，那种幽怨，更是难以言说（学生笑）。你会发现，袁宏道这些精妙的感觉与表述，接近诗，而不是通常诉诸理性的文学评论。当然，下面说徐渭“有王者气，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”，对于今日的女性读者来说，很容易体会到其中的性别歧视；但那是时代使然，不要太苛刻。总的说来，袁宏道的巧设妙喻，以及表述的清新与造语的奇崛，在晚明文坛风靡一时。

徐渭之备受关注，除了诗文书画，就是奇特的性格。尤其是晚年的忧愤以至发疯，更是立传者必须直接面对的。你猜袁宏道怎么写？

晚年愤愈深，佯狂益甚，显者至门，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，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，揉之有声。或以利锥锥其两耳，深入寸余，竟不得死。

头骨被自家用斧头敲碎了，用手一揉，咔嚓咔嚓！（学生笑）袁宏道的确会写文章，用这样很特别的细节，让你有真切的感受。可大家知道，徐渭不是“佯狂”，是真的疯了。要装疯，不能敲得这么重。古今中外，才气太大、太离经叛道、太愤世嫉俗的，其精神状态大都近于癫狂。在疯与不疯之间徘徊，就看你把握得住把握不住；把握不住，那就真的疯了。说句很正经的“笑话”，精神太正常的人，弄文学艺术，难有大的成就。精神的正常与不正常之间，有时很难截然区分，既能把自家的才情发挥到极致，又不陷于癫狂，这当然是最为理想的状态。但这很难，读中外的文学史、艺术史，你会发现，大才子自杀的很多。

把这么一个悲苦已极，最后真的疯了，用斧头敲击自己脑袋瓜的人，说成是“佯狂”，那未免过于轻巧了。为什么这么写？有两种可能。一是袁宏道认为“疯”不是好事，为尊者讳，故意说成是古已有之的很优雅的“佯狂”，使其符合徐渭的名士身份。另外一种可能，是出于文章的考虑，这么写，方才显得跌宕起伏，神秘诡异。用今天的话说，那就是，“可读性”很强。晚明文人好奇，写文章往往故意起波澜。弄得不好，就会因过分追求结构及文字的“巧妙”，而失去本该有的精神及风格上的“沉郁”。

袁宏道早年暴得大名，靠的是奇思妙想，是文章新奇，而不是思想深刻。他和李贽不一样，大家会认为李贽有思想，很深刻，但一般不认为袁宏道是思想家，虽然南京大学出版社的“中国思想家丛书”里有他一本。我主要将其作为有感觉、讲趣味的文人来看待与评说。

——摘自陈平原《明清散文十家：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》（东方出版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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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 荷花鸳鸯02“三奇”才子徐文长魏中林

传主并非名臣显宦，而作者与传主既无故交亲朋之谊，又非受其后人委托图几两润笔；终其一生甚至从未谋面，只是偶然读了一部诗集，便由诗及人，顿生相识恨晚之叹。不只叹几声作罢，且更搜罗其事，“略为次第”出一大篇洋洋洒洒、情辞并盛的传来。文墨常识告诉我们，那不受动于功利人情的背后，大抵当别有深衷在。

然而传前小序是一连串“读复叫，叫复读”惊喜交加的描绘，传末赞词也只是“悲夫”一声长叹。前者说明作者对传主遗墨的知赏，后者表示作者对传主遭际的悲悯同情。但知赏也好，同情也罢，那契合点在哪里呢？这就须向传文中去索求了。

人物传记总不脱记事写人为主。而人的一生所遇所历又何其杂沓繁多！剪裁史实，把握枢要，固然为传人的通则；去取弃扬，浓此淡彼之间，又何尝不潜伏着作者的机心？所以读任何一篇传记应当把握的不外三个问题：写什么？怎样写？为什么？前两者是对文章表层的解析，而后者则是对作者机心的挖掘了。

作者写徐渭一生，突出三点：才奇，人奇，“数奇”。薛蕙“奇其才，有国士之目”，是借他人之口，总冒才奇。与胡宗宪“纵谈天下事”，代胡作表使“永陵喜”，“好奇计，谈兵多中”，善书画等都是他才奇各个侧面的具体表现。其中特别突出了他的诗文创作，用大量篇幅，浓墨重笔给予描绘。徐渭才奇，人亦奇。如果才奇奇在多样性的话，人奇则奇在一“狂”字上。对贵为巡抚，“威震东南”的胡宗宪，他人“膝语蛇行，不敢举头”，“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”，“狂”得实在可以。“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”是意狂；对“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”“皆叱而奴之”是气狂；“显者至门，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”是行狂；“疑杀其继室”是佯狂；而以斧击头，利锥刺耳则是真狂了。由才子式的疏狂一路狂去，别的全不放在眼里，佯狂而终至真狂，假假真真，并世无二，岂非奇人哉？再看一生倒霉的“数奇”：先是“屡试辄蹶”，继则“不偶”，“不得志于有司”，又曾被“下狱论死”，终“抱愤而卒”，虽只数语散点，却是贯穿始终，可谓命途多舛。徐文长的一生就是这样才能独出冠时，品行狂放不羁，遭际困厄颠仆的一生。作者只突出了这三点，余皆不及。如果孤立去看，任何一点都没有超出自身以外的其他意义。才高不过天生禀赋，狂放实乃性格殊异，而“数奇”，更怨不得别人，命不好罢了。同样的事情在不同的组织结构中，用不同的笔调去叙述描绘，其效果、结论和意义是大相径庭的，这就提出了怎样写的问题。

作者不但从徐渭一生中择取以上三点给予突出，而且力求勾画出三者之间的联系，使才奇、人奇与“数奇”形成一条不可分割的因果链。

就整体布局看，才奇与人奇是笔墨的重点，而“数奇”则是全文的主线。大量的篇幅落在传主才能多样与狂放行为的横向展开上，而命途多舛则草蛇灰线般地在其中不时闪现，像一片阴云笼罩在传主头上，又如幽灵般追逐了他的一生。这就从总体上显示了这样一重逻辑关系：才愈奇，人愈奇，而“数”愈“奇”。再从具体描写看，文章主体部分就某一点横向展开时，总是格外注意三者关系的勾提揭示，并以互相之间的因果联系为关节，推进意脉，构成全篇，使文章结构既经纬分明，又呈网络状。传文开头借薛蕙语道出才奇后，紧接着以一“然”字为转折，点出“数奇”。第二段写他“自负才略”的表现后，又以一“然”字为转折，用一“竟”字来强调，突出其“数奇”———“不偶”。“才”与“数”于正常事理逻辑不应有的矛盾，却在文理逻辑上产生了。表面上的不合理，却深层地合于那个社会之“理”。才奇、人奇与“数奇”不只是单向因果，也是双向连锁推激的。“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糵，恣情山水”，前者是“数奇”，后者是代表着人奇的疏狂，中间用“遂乃”两字榫接，正道出不为世用才去恣意放浪的。而放浪山水的结果创作出大量“匠心独出”的诗歌，这又是由人奇显示出才奇。第三段因疑杀继室而“下狱论死”是由人奇而“数奇”，“愤益深，佯狂益甚”，是“数奇”又推逼出人奇，从而顺势展开“狂”的横向描述。总之，才奇、人奇、“数奇”在作者笔下是条绞织在一起的因果链，三者的互相推动过程也就是徐渭一生的悲剧命运过程。这就避免了将其悲剧命运归之于个人的偶然因素，而写出了那个社会中的必然结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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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 羲之笼鹅图

揭示横向关系的同时，作者还着意把握人物命运纵向发展过程，随着人物命运悲剧的加深变换笔墨。徐渭并非天生就是一个疯子。第一段傲视胡宗宪，说明他不屈己从人，品性耿介，其实质是对封建社会礼法等级的蔑视。第二段写他“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”，“雅不与时调合”，就使他这种品性进一步扩大，写出他与整个时流的对立。即使如此，充其量也不过是书生式才人的疏狂。而这一切又都与“屡试辄蹶”、“不偶”、“不得志”的连蹇际运相表里。徐渭实在不够乖巧，不懂得调整自己，随俗从流。越不为社会容纳，他越要表现出自己的愤慨与反抗，而越是狂言狂行，社会对他的打击就越加剧。第三段集中笔力将这一因果推向高潮。“晚年愤益深，佯狂益甚”，终于真狂，抱愤以卒。从“不得志”到“愤益深”，划出了他在社会步步压迫下的思想轨迹，伴随着这条轨迹的是，从疏狂到佯狂而真狂的狂的加剧。文长最初佯狂，有其具体原因。他受知于胡宗宪而被纳为幕僚。胡在政治上依附严嵩，严嵩倒台，胡亦被陷入狱致死。徐渭本已历尽艰辛，恐受株连，欲以佯狂避害。他处于高压之下，在大祸临头的恐惧中精神高度紧张，因而由假而真，假假真真。由此已不难见出当时政治黑暗的程度。而作者更将其“佯狂益甚”与“愤益深”联系起来，不但道出他的狂是社会政治黑暗压迫的结果，也暗示了狂同时也是反抗当时社会的形式。这样写就透过表面的避害动机，挖掘出了人物性格思想的内在原因。恐遭株连竟被迫去“佯狂”，如何不“愤”呢？而“愤益深”，则“狂益甚”，索性狂它个彻底。这就揭示出了他骨子里的反抗，正与其一向不与社会黑暗妥协的性格逻辑相吻合，于此可洞见作者笔墨入骨的深刻。

徐渭其才、其人、其“数”归结到一点，都在一“奇”字上。正文中种种细节描写，对比刻画固然使他这一主导性格特征血肉丰满，形象生动。但传前小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。如果将那段小序只看成作传缘起的交待，实在埋没了作者的苦心。读《阙编》时连连的“惊跃”、“急呼”、“读复叫”、“叫复读”，写自己的兴奋，烘托的则是徐文长。徐文长尚未露面，那“奇”已通过作者的惊奇劈面逼来。先声夺人又盘马弯弓，暗设悬念以逗引读兴，从而为正文蓄势。看来作者并非只倾重民歌的自然真率，于说部三昧亦并不陌生。这小序正同传文相映成趣。

写什么和怎样写客观上揭示了社会政治黑暗到了怎样的程度。作者之所以这样写，首先在于惜其才，悲其遇，也愤其世。传末赞词中“古今文人牢骚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”一语，可见其心。所以，它既是为徐文长传神写照的传，又是揭露黑暗的愤世之作。至于末尾赞词中“永陵英主”、“人主悦”、“人主知有先生矣”几句，不过是烙着时代印记的套话和为着避害远祸的敷衍语，不必认真作数的，文章本身的事理逻辑更能说明问题。即使这几句对文长在天之灵的勉强劝慰，似乎也不无机锋：既然“人主知有先生”，何以一任先生困厄偃蹇乃至于斯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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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 竹石水仙

然而，惜才、悯人、抒愤尚不能穷尽“为什么”这一问题的底蕴。作者对文长才奇与人奇淋漓笔墨，更由于“奇”的内容与自身的契合。前文提到，作者对徐渭的不同才能多有触及，而尤对其诗文创作出以重笔。作为公安派首领，作者创作上标举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提倡“任性而发”，“从自己胸臆流出”的真诗，反对七子模拟剿袭、步趋前人的复古潮流。而徐渭的诗，外受动于“恣情山水”、“穷览朔漠”的种种经历，内发之于胸中“勃然不可磨灭之气”，故所为诗“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”，一句话，是其个性精神的真实写照，全然是作者所谓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的产物。而文长“不与时调合”，对“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”“皆叱而奴之”，又与作者排击七子同一立场。张扬其才而首推诗文，正是二者才奇上的契合点。文长傲视权贵、孤行癖举种种狂的本质，在于以坚守个性构成对封建礼法的反叛。作者也是大力揄扬个性解放，呼唤纯真自然的人生，反对虚伪的纲常，亦曾有过程度不同的放浪形骸的疏狂，这又是二者在人奇上的契合点。对这样一位志同道合者，作者惜才，悲人，抒愤，其深层机心，乃在为同道也就是自己一派张目，这才是“为什么”这一问题的全部答案。知道了这一层才会最终懂得“写什么”和“怎样写”的根本原因，也才能体会到文章之所以写得如此声色动人的原委。同情、悲悯、愤恨溢于楮墨，皆在于心会神交的情感契合。

——摘自《古文鉴赏辞典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），作者：魏中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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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徐渭的幕僚生涯樊树志

徐渭（文长）是明朝嘉靖、隆庆间(1522—1572)的绍兴名士，书法、诗文、绘画均为后世称颂。他去世几年之后，湖广袁宏道（中郎）来到绍兴，在陶望龄书斋中见到徐文长文集的初刻本，连连惊呼“奇绝”，称赞他为“有明一人”。袁中郎的文章也很“奇绝”，他写的徐文长传，与一般传记格式截然不同，开头不写传主，而写自己少年时读到杂剧《四声猿》的感触：“余少时过里肆中，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，意气豪达，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，题曰天池生，疑为元人作。”一下子设置了悬念，吊起读者的胃口之后，他进一步引申悬念，讲他来到绍兴之后，见到人家厅堂中悬挂的字幅，署名“田水月”，书法“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宛宛可见”。惊骇之余，心中自问：“不知'田水月’为何人？”铺陈了这些，他慢慢解开谜底，陶望龄告诉他：“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。先生名渭，字文长，嘉隆间人，前五六年方卒。今卷轴题额上有'田水月’者，即其人也。”袁中郎用如此奇特的笔法，介绍奇人徐文长，真是一绝。

徐渭二十岁才成为山阴县学的诸生（俗称秀才），督学使薛应旂看了他的文章，点评道：“句句鬼语。”认为奇才难得，把他名列第一。但是科场的主考官没有薛应旂的眼光，导致他连续参加八次乡试（考举人），次次落第，白白蹉跎了岁月。嘉靖三十六年(1557)，胡宗宪把他召入幕府，从此开始了他的幕僚生涯。

胡宗宪颇有才干，却心术不正。万斯同《明史·胡宗宪传》写道：“宗宪为人多权术，喜功名，因（赵）文华结严嵩父子，岁遗金帛子女珍奇淫巧无数。嵩父子德甚。”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》如此评价他：“才望颇隆，气节小贬，侧身严赵，卵翼成功。”此处所说的“严赵”，是指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党羽赵文华。

嘉靖皇帝任命工部侍郎赵文华前往浙江“督察军务”，胡宗宪对他死心塌地，通过他巴结严氏父子，平步青云，由巡抚晋升为总督。嘉靖三十九年(1560)，赵文华因贪赃枉法被革职，在回乡途中自杀而死。失去了赵文华这个“内援”，机敏过人的胡宗宪改变策略——“思自媚于上”，把“走权门”改变为直接“通天”，讨好皇帝。他深知皇帝痴迷于道教，修炼长生不老之术，不断向皇帝进献祥瑞。

徐渭作为幕僚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帮胡总督代写“进献白鹿”的表文，也就是寻找一个由头，讨皇帝欢心。按照徐渭特立独行的个性，此种勾当本不屑为之，但是作为幕僚，而且分工“管书记”，是代长官立言，必须顺着长官的思路。

文章高手徐渭出手果然不凡，表文随同白鹿一并送到了皇帝手里，龙颜大悦，以为是天降祥瑞，特命勋臣朱希忠等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，并且提升胡宗宪俸禄一级。于是乎这篇表文立时身价百倍。陶望龄《山人徐渭传》说：“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，公（指胡宗宪）以是始重渭，宠礼独甚。”《徐文长文集》收录了这篇大作，题为《代初进白牝鹿表》：

臣谨按图牒，再纪道诠，乃知麋鹿之群，别有神仙之品，历一千岁始化而苍，又五百年乃更为白，自兹以往，其寿无疆……诚亦希逢，必有明圣之君躬修玄默之道，保和性命，契合始初，然后斯祥可得而致。恭惟皇上凝神沕穆，抱性清真，不言而时以行，无为而民自化，德迈羲皇之上，龄齐天地之长。

一千五百年才出现一次的白鹿，是鹿中神仙，万寿无疆，这样荒诞不经的说辞，其实是拍皇帝马屁——“德迈羲皇之上，龄齐天地之长”。奇怪的是，“翰林诸学士见之争传诵”，令人匪夷所思，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值得传诵的，那些翰林学士们恐怕是在琢磨如何讨皇帝欢心的诀窍吧！

进献白鹿正中下怀以后，胡宗宪再接再厉，“进献白龟灵芝”，表文自然由徐渭代笔。此文收在《徐文长逸稿》中，题为《代进白龟灵芝表》：

臣顷者遍求灵芝，献充御用。乃有浙民邵祥入山，觅得灵芝凡一十本，高大殊常，方掘地起芝，见一白龟蹲蛰根下……窃惟玉龟应图，宝册书瑞，必也时逢圣世，然后特产嘉休，用召至和平，应时昭显，导引呼吸，与天久长。至于穴处山中，乃复潜蛰芝下，则史册所未载，古今所未闻，奇而又奇，瑞而又瑞者也。恭惟皇上，道光帝尧，功迈神禹。

掘到灵芝不算稀奇，稀奇的是灵芝根部潜伏着一只罕见的白龟，真是闻所未闻，奇而又奇。那么这一祥瑞意味着什么呢？意味着现在是太平盛世，皇上道德超越尧舜，事功凌驾夏禹，龙体与天地一样长久。皇上看了白龟灵芝和表文，大为欢悦，亲自命名为“玉龟仙芝”，派礼部尚书告谢元极宝殿及太庙，赏赐胡宗宪银币、金鹤衣。

当时专擅朝政，权倾一时的严嵩，不断遭到正直大臣的弹劾。胡宗宪却唯恐巴结不及，在他寿辰时，要徐渭写去贺词，为之歌功颂德。在《徐文长逸稿》中有一篇题为《代贺严阁老生日启》，如此写道：

伏审嘉诞，正值元辰，既跻八秩之遐龄，新添一岁，预卜他年之绵算，实始今春。施泽久而国脉延，积德深而天心悦。三朝耆旧，一代伟人。

名列《明史·奸臣传》的严嵩，竟然成了广施恩泽、积德深厚的“一代伟人”。无怪乎严氏父子倒台后，胡宗宪被追究为“严党”。

徐渭对于这些代笔文章是不甚满意的，虽然外人评价很高，自己却有难言之隐。他感叹道：“渭颇学为古文词，亦辄稍应事，则见其书于手者，类不出于其心。盖所谓人以为好而己惭之者时有焉。复归罪于身之微，而势不可直。然考昌黎与冯宿论文时，亦既取科第为官人矣。文之难人知之，而应俗之文之难人其知之哉？”寄人篱下，人微言轻，很难直抒胸臆，代笔文章大多并非出于本心，仅仅是“人以为好”而自己颇有愧色。

不过，胡宗宪对徐渭是折节相待的，能够容忍他的名士风度。《明史窃》写道：“（徐）渭每入见，辄长揖就坐，纵谈天下事，旁若无人。投笔出门，宗宪有急（事）招之，渭则已与群侠少市肆中匿饮。使者还报曰：'徐秀才方大醉，嚎嚣不可致也。’宗宪且大喜曰：'甚善甚善。’”徐渭也真心辅佐胡公，为他平定倭患出谋划策。史家的记述几乎众口一词。

袁宏道的《徐文长传》写道：“文长自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谭兵多中，凡公（指胡宗宪）所以饵汪（直）徐（海）诸虏者，皆密相议，然后行。”

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也说：“文长知兵，好奇计，少保（胡宗宪）饵王（直）徐（海）诸虏，用间钩致，皆与密议。”

胡宗宪除掉王直、徐海，是他引为自傲的事功，其间充满着阴谋诡计。

胡宗宪利用同乡关系，招安从事海上走私贸易的徽商王直，把他的母亲从金华监狱释放，派人前往日本游说。王直企盼政府在浙江定海等港口，仿照广东事例“通关纳税”，使走私贸易合法化，决意归顺。胡宗宪又派人拿着王直养子王滶的书信，诱降徐海，徐海以为王直已经归顺，自己也想“内附”。孰料，胡宗宪策动徐海和同伙陈东内讧，然后乘其不备，发兵围困，迫使徐海投水而死。王直投降后，胡宗宪抛弃先前的承诺，把他斩首于杭州官巷口闹市。这就是“饵王徐诸虏，用间钩致”的大致情况，徐渭从头至尾参与了“密议”。后来胡宗宪瘐死狱中，徐渭以为是“用吾言而死”，其实不然。

嘉靖四十一年(1562)，监察官员陆凤仪弹劾胡宗宪十大罪状，皇帝下旨罢去四省总督之职，把他逮捕到北京。突然出尔反尔，下达圣旨说：胡宗宪并非严嵩一党，从担任御史至今，所有官职都是朕亲自提升的，话锋一转，说出了惊人的一句：“今却加罪，后来谁与我任事？”结果是无罪释放，回家“闲住”。到了皇帝的“万寿节”，在家闲住的胡宗宪向皇帝进献“秘术”（房中术）十四种，龙颜大悦，想要再度起用他。

嘉靖四十四年(1565)，严世蕃及其党羽罗龙文被处死刑，御史查抄罗龙文家产，查获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，内容是他遭到弹劾时，竟然忘乎所以地自己草拟“圣旨”，请罗龙文转交严世蕃，作为内阁“票拟”发出。新任内阁首辅徐阶指示言官弹劾他“不法蔽辜”。胡宗宪再次被捕，自知难逃一死，在监狱中服药自杀。

胡宗宪的死，对徐渭震动极大，他担心受到牵连，神经错乱而发狂，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。陶望龄《山人徐渭传》说：“及宗宪被逮，渭虑祸及，遂发狂。引巨锥剚（音zì，意刺入）耳，刺深数寸，流血几殆。又以椎击肾囊，碎之不死。渭为人猜而妒，妻死后，有所娶，辄以嫌弃。至是，又击杀其后妇，遂坐法系狱中，愤懑欲自决。”他是真心想死，正如他自己所说：“私念生平国士，我无过胡公，公用吾言而死，吾当以死报公地下。”那一年，他四十五岁，写了《自为墓志铭》，决意自杀，谈到自我了断的缘由：“人谓：渭文士且操洁，可无死。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洁而死者众矣。乃渭则自死，孰与人死之。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，时辄疏纵，不为儒缚。一涉义所否，干耻诟介秽廉，虽断头不可夺。故其死也，亲莫制，友莫解焉。”

众所周知，幕僚与长官之间是一种工作关系，甚至是雇佣关系，幕僚没有必要为长官殉死。胡宗宪瘐死狱中，他的反应为什么如此激烈，竟然发狂，用巨锥刺耳，击碎阴囊，杀死妻子。为何如此反常？对于“公用吾言而死”，耿耿于怀，极其内疚，又是为什么？其中的内幕已不可知，后人只能推测。唯一可能的解释是，胡宗宪写给罗龙文的密信，是由他起草的。由于此类文稿极为机密，不可能在他的文集中留下痕迹，因此只是推论而已。

因为杀死“后妇”（第二任妻子），徐渭被捕入狱，四十六岁至五十二岁（隆庆元年至万历元年，1567—1573）是在监狱中度过的，这可以从他自己撰写的年谱（《畸谱》）得到印证。《徐文长逸稿》附录《畸谱》一卷，其实是一个极为简略的大事年表，其中写道：

四十五岁，病易，丁剚其耳。冬，稍瘳。

四十六岁，易复，杀张，下狱。……

四十七岁（至五十二岁），狱。……

五十三岁，除释，某归。

这段生活可以看作他的幕僚生涯的延伸，宣府巡抚邀请他入幕，他旋即辞归，与这种阴影大有关系。

从五十二岁到七十三岁，他终于回归不受任何拘束，率性自由的日子，使他的文学艺术登上了高峰。袁宏道的评论是最有说服力的：“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糵，恣情山水，走齐鲁燕赵之地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风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，平畴千里，偶尔幽峭，鬼语秋坟。”推崇的语气几乎无以复加，还不忘补充一句：“晚岁诗文益奇。”确实，徐文长的诗文成就是在晚年形成的。他用一个“奇”字来概括其特色：“（文长）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，诗奇于字，字奇于文，文奇于画。”按袁中郎的说法，文长的诗第一，字第二，文第三，画第四；而文长自己的排序稍异：“吾书第一，诗二，文三，画四。”

究竟是书第一，还是诗第一，已经无关宏旨。值得探究的是，倘若胡宗宪不倒，倘若徐渭的幕僚生涯持续到晚年，一直专注于起草官样文章，是否还会有如此高的诗文书画成就？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。胡宗宪之死，徐渭因祸得福，使他终于可以回归自己的本色，率性而为，终成大家。

陶望龄《山人徐渭传》篇末，有一段评论写得很好：“陶望龄曰：越之文士著名者，前惟陆务观最善，后则文长。自古业盛行，操翰者羞言唐宋，知务观者鲜矣，况文长乎！文长负才，不能谨饰节目，然迹其初终，盖有处士之气，其诗与文亦然。虽未免瑕颣，咸以成其为文长者而已。中被诟辱，老而病废，名不出于乡党，然其才力所诣，质诸古人，传于来祀，有必不可废者。秋潦缩，原泉见，彼豗喧泛溢者须臾耳，安能与文长道修短哉！”

——摘自樊树志《明史十二讲》（中华书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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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 牡丹礁石图04《徐文长传》原文及注译版本一：吴楚材、吴调侯选编《古文观止》（中华书局）

221袁宏道：徐文长传

袁宏道

袁宏道(1568—1610)，字中郎，公安（今属湖北）人，他和哥哥袁宗道、弟弟袁中道并称“三袁”，被称为“公安派”。他的诗文写得清新活泼，“独抒性灵，不拘格套”，著有《袁中郎集》。

【题解】

徐渭(1521—1593)，是晚明一个具有多方面文学艺术才能的作家，在诗文、戏曲和书画方面有较高的成就，但一生遭遇坎坷。本篇用充满同情和惋惜的笔调叙述了徐渭一生的遭际，高度评价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。

徐渭，字文长，为山阴诸生(1)，声名籍甚。薛公蕙校越时(2)，奇其才，有国士之目(3)。然数奇(4)，屡试辄蹶。中丞胡公宗宪闻之(5)，客诸幕(6)。文长每见，则葛衣乌巾(7)，纵谈天下事，胡公大喜。是时公督数边兵，威镇东南，介胄之士(8)，膝语蛇行，不敢举头，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，议者方之刘真长、杜少陵云(9)。会得白鹿，属文长作表，表上，永陵喜(10)。公以是益奇之，一切疏计(11)，皆出其手。文长自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谈兵多中，视一世事无可当意者。然竟不偶(12)。

【注释】

(1)山阴：今浙江绍兴。诸生：即生员，明清时期经过本省各级考试取入府、州、县学的学生。

(2)薛公蕙：即薛蕙。明正德九年(1514)进士，曾任刑部主事，嘉靖中为给事中。校：考官。

(3)目：称，叫。

(4)数奇(jī)：运气不好。

(5)中丞：汉代为御史大夫属官。明代都察院的副都御史与其职相当。胡公宗宪：胡宗宪，字汝贞，明嘉靖年间浙江巡抚，因抗倭有功，后加右都御史衔。

(6)幕：幕府。徐渭在胡宗宪幕府里任书记，主要负责文告。

(7)葛衣：粗布衣服。

(8)介：甲。胄：盔。

(9)刘真长：刘惔(dàn)字真长，东晋名士。善清谈，为人不拘小节。杜少陵：即杜甫，唐代诗人。曾居少陵（今陕西西安南）附近，自号少陵野老。方：比方，比做。

(10)永陵：明世宗嘉靖皇帝陵墓名。这里代指世宗。

(11)疏：臣下给皇帝的奏疏。计：会计簿册。

(12)不偶：不遇。指仕途不顺。

【译文】

徐渭，字文长，是山阴生员，颇负盛名。薛蕙公做浙江试官时，惊异于他的才华，把他看做国士。然而他命运多艰，屡次应试却屡次落第。中丞胡宗宪公听说后，把他聘请为幕僚。徐渭每次参见胡公，总是身着葛布长衫，头戴乌巾，尽兴畅谈天下大事，胡公听后十分赞赏。当时胡公统率着几支军队，威镇东南沿海，部下将士在他面前，总是跪着讲话，像蛇一样爬着前进，不敢抬头，可是徐渭凭着帐下一生员的身份傲视胡公，评论的人把他比作刘真长、杜少陵一类人物。适逢胡公得到一头白鹿，嘱托徐渭作一篇表文奏明皇上，表文奏上后，世宗皇帝很满意。胡公于是更加器重徐渭，所有奏本和其他文书都交他办理。徐渭对自己的文才武略非常自信，喜欢出奇制胜，所谈论的用兵之策往往切中问题的要害，在他看来世间万物没有一件令他满意的。然而他一生都没有遇到一显身手的机会。
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(1)，遂乃放浪曲糵(2)，恣情山水，走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(3)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雨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、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、羁人之寒起(4)。虽其体格时有卑者，然匠心独出，有王者气，非彼巾帼而事人者所敢望也(5)。文有卓识，气沉而法严，不以摸拟损才，不以议论伤格，韩、曾之流亚也(6)。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(7)，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，文长皆叱而奴之，故其名不出于越，悲夫！

【注释】

(1)有司：官吏。

(2)曲糵(niè)：酒。糵，酿酒用的曲子，用以发酵。

(3)齐、鲁、燕、赵：春秋战国时的四个诸侯国，在今山东、河北、山西一带。

(4)羁(jī)人：旅居在外的人。

(5)巾帼(ɡuó)：古代妇女戴的头巾，后代指妇女。

(6)韩、曾：指唐代的韩愈和北宋的曾巩，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中的作家。流亚：同一类的人物。

(7)雅：素来，一向。

【译文】

徐渭既然不得志，不被当权者看重，于是放浪形骸，肆意醉酒，纵情山水，他游历了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又饱览了塞外大漠的风光。他所见的奔腾的山势、壁立的海浪、飞扬的黄沙、舒卷的云霞、轰鸣的雷声、倒伏的树木，乃至山谷的幽深冷清和都市的繁华热闹，以及奇人异士、怪鱼珍鸟等，一切令人惊愕的自然和人文景观，他都一一写入诗中。他胸中一直怀着强烈的不平和奋争精神，以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之感，所以他的诗既像怒骂，又像嬉笑，像水流在山涧激荡，像种子破土而出，像寡妇在深夜悲啼，像旅人在寒夜起身徘徊。虽然他诗作的格调有时不太高明，但是匠心独运，有一种王者之气，不是那些如同女子专门事奉他人的诗人所能比的。徐渭的文章有远见卓识，气势深沉而章法严谨，不会因为模拟而压抑自己的才华，也不因议论而损伤自己文章的风格，如同韩愈、曾巩一类的作品。徐渭素来不与时俗合拍，对当时的所谓文坛领袖，他一概加以斥责，视他们为奴仆，所以他的声名仅限于浙江一带，这实在是可悲啊！

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，欧阳公所谓“妖韶女，老自有余态”者也(1)。间以其余(2)，旁溢为花鸟，皆超逸有致。

【注释】

(1)欧阳公：北宋欧阳修。妖韶女，老自有余态：出自欧阳修的《六一诗话》。韶，美好。

(2)间：有时，偶尔。

【译文】

徐渭喜欢书法，笔意奔放，就像他的诗作一样，苍劲豪迈中有一种妩媚的姿态跃然纸上，也就是欧阳公所说的“妖艳女子，年纪老人却风韵犹存”。徐渭偶尔也会把他剩余的精力倾注到花鸟画上，都画得高超雅致，别有一番情致。

卒以疑杀其继室(1)，下狱论死。张太史元汴力解(2)，乃得出。晚年愤益深，佯狂益甚，显者至门，或拒不纳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，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，揉之有声。或以利锥锥其两耳，深入寸余，竟不得死。周望言晚岁诗文益奇(3)，无刻本，集藏于家。余同年有官越者，托以钞录，今未至。余所见者，《徐文长集》、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，抱愤而卒。

【注释】

(1)杀其继室：徐渭晚年神经错乱，猜疑心很重，杀死了继室张氏，因此下狱。

(2)张太史元汴(biàn)：张元汴，隆庆五年(1571)廷试第一，授翰林修撰，故称太史。

(3)周望：陶望龄字周望，万历年间曾任国子监祭酒。

【译文】

后来，徐渭因为猜疑误杀了他的继室，被捕入狱，被判死刑。幸亏太史张元汴极力营救，方才出狱。晚年的徐渭更加愤世嫉俗，假做疯癫之状也更厉害了，达官名士登门拜访，他有时会拒不接见。他时常带着钱到酒店，招呼下人仆役和他一起喝酒。他曾拿斧头砍破自己的头颅，血流满面，连头骨都折断了，用手揉时竟然能听到碎骨的声音。他还曾用尖利的锥子扎自己的双耳，扎进一寸多深，竟然没有死。陶望龄说：徐渭的诗文到晚年愈加奇异，但没有刻本，他的诗文集都藏在家中。我托我在越地做官的科举同年替我抄录徐渭的诗文，到现在还没送来。我所见到的，只有《徐文长集》和《阙编》两种而已。然而徐渭竟因为在当时不得志，满怀悲愤地死去了。

石公曰(1)：先生数奇不已，遂为狂疾；狂疾不已，遂为囹圄。古今文人牢骚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，胡公间世豪杰，永陵英主。幕中礼数异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。表上，人主悦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；独身未贵耳(2)。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论，胡为不遇哉？

【注释】

(1)石公：袁宏道自称。

(2)独：只是，不过。

【译文】

我认为：先生命运多舛，一直时运不济，致使他激愤成疯病；疯病不断发作，又导致他身陷牢狱。从古至今，文人的牢骚怨愤和遭受到的困苦，再没有能超过徐渭先生的了。尽管如此，仍有胡公这样世上罕见的豪杰、世宗这样英明的帝王赏识他。徐渭在胡公府中，受到特殊礼遇，这说明胡公是了解先生的。胡公的上奏表文博得皇帝的欢心，表明皇帝也是了解先生的。只是先生没有得到要职罢了。徐渭先生诗文的崛起，一扫近代文坛芜杂污浊的风气，百代之后，历史自有定论，又怎么能说他生不逢时呢？

梅客生尝寄予书曰(1)：“文长吾老友，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。”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，斯无之而不奇也(2)。悲夫！

【注释】

(1)梅客生：梅国桢(zhēn)字客生，湖北麻城人。万历十一年(1583)进士，官至兵部右侍郎。袁宏道的朋友。

(2)奇(jī)：数奇，命不好。

【译文】

梅客生曾经写信给我说：“徐渭是我的老朋友，他的病比他这个人还要奇怪，而他本人又比他的诗更要奇怪。”我则认为徐渭是无处不奇的人。正因为无处不奇，所以他才没有什么地方不倒霉。这真是悲哀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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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渭 墨葡萄图版本二：钱伯城主编《古文观止新编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

余少时过里肆中，见北杂剧有《四声猿》，意气豪达，与近时书生所演传奇绝异，题曰天池生，疑为元人作。后适越，见人家单幅上署“田水月”者，强心铁骨，与夫一种磊块不平之气，字画之中，宛宛可见，意甚骇之，而不知田水月为何人。

一夕，坐陶编修楼，随意抽架上书，得《阙编》诗一帙。恶楮毛书，烟煤败墨，微有字形。稍就灯间读之，读未数首，不觉惊跃，急呼石篑：“《阙编》何人作者？今耶？古耶？”石篑曰：“此余乡先辈徐天池先生书也。先生名渭，字文长，嘉、隆间人，前五六年方卒。今卷轴题额上有田水月者，即其人也。”余始悟前后所疑，皆即文长一人。又当诗道荒秽之时，获此奇秘，如魇得醒。两人跃起，灯影下，读复叫，叫复读，童仆睡者皆惊起。

余自是或向人，或作书，皆首称文长先生。有来看余者，即出诗与之读。一时名公巨匠，浸浸知向慕云。

文长为山阴秀才，大试辄不利，豪荡不羁。总督胡梅林公知之，聘为幕客。文长与胡公约：“若欲客某者，当具宾礼，非时辄得出入。”胡公皆许之。文长乃葛衣乌巾，长揖就坐，纵谈天下事，旁若无人，胡公大喜。是时，公督数边兵，威振东南，介胄之士，膝语蛇行，不敢举头。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，信心而行，恣意谈谑，了无忌惮。会得白鹿，属文长代作表。表上，永陵喜甚。公以是益重之，一切书记，皆出其手。

文长自负才略，好奇计，谈兵多中。凡公所以饵汪、徐诸虏者，皆密相议，然后行。尝饮一酒楼，有数健儿亦饮其下，不肯留钱。文长密以数字驰公，公立命缚健儿至麾下，皆斩之，一军股栗。有沙门负资而秽，酒间偶言于公，公后以他事杖杀之。其信任多此类。

胡公即怜文长之才，哀其数困。时方省试，凡入帘者，公密属曰：“徐子，天下才，若在本房，幸勿脱失。”皆曰：“如命。”一知县以他羁后至，至期方谒公，偶忘属，卷适在其房，遂不偶。

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，遂乃放浪曲蘖，恣情山水，走齐鲁燕赵之地，穷览朔漠。其所见山奔海立，沙起云行，风鸣树偃，幽谷大都，人物鱼鸟，一切可惊可愕之状，一一皆达之于诗。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，英雄失路，托足无门之悲，故其为诗，如嗔如笑，如水鸣峡，如种出土，如寡妇之夜哭，羁人之寒起。当其放意，平畴千里；偶尔幽峭，鬼语秋坟。文长眼空千古，独立一时。当时所谓达官贵人，骚士墨客，文长皆叱而奴之，耻不与交，故其名不出于越。悲夫！

一日，饮其乡大夫家。乡大夫指筵上一小物求赋，阴令童仆续纸丈余进，欲以苦之。文长援笔立成，竟满其纸，气韵遒逸，物无遁情，一座大惊。

文长喜作书，笔意奔放如其诗，苍劲中姿媚跃出。余不能书，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、文征中之上。不论书法，而论书神，先生者，诚八法之散圣，字林之侠客也。间以其余，旁溢为花草竹石，皆超逸有致。

卒以疑杀其继室，下狱论死。张阳和力解，乃得出。既出，倔强如初。晚年，愤亦深，佯狂益甚。显者至门，皆拒不纳。当道官至，求一字不可得。时携钱至酒肆，呼下隶与饮。或自持斧击破其头，血流被面，头骨皆折，揉之有声。或以利锥锥其两耳，深入寸余，竟不得死。

石篑曰：晚岁，诗文亦奇，无刻本，集藏于家。余所见者，《徐文长集》《阙编》二种而已。然文长竟不得志于时，抱愤而卒。

石公曰：先生数奇不已，遂为狂疾；狂疾不已，遂为囹圄；古今文人，牢骚困苦，未有若先生者也。虽然，胡公间世豪杰，永陵英主，幕中礼数异等，是胡公知有先生矣；表上人主悦，是人主知有先生矣。独身未贵耳！先生诗文崛起，一扫近代芜秽之习，百世而下，自有定论，胡为不遇哉！

梅客生尝寄余书曰:“文长，吾老友，病奇于人，人奇于诗，诗奇于字，字奇于文，文奇于画。”余谓：文长，无之而不奇者也。无之而不奇，斯无之而不奇也哉！悲夫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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